我们对标准方法提出了批评，该方法将家庭之间的福利比较建立在以等价尺度缩小家庭收入和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导致了对税收/转移政策的支持，这些政策严重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和妇女作为第二收入者。我们的批评基于家庭的理论模型和对澳大利亚收入和就业数据的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