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利用中国各省在特定民族分配的生育配额和不同生育惩罚方面看似合理的外生变化，通过展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如何导致中国人口中未婚率显著提高和更多的民族通婚，为可转移效用模型提供了新的证据。我们进一步发展了该模型，发现政策导致的福利损失不仅源于限制生育，还源于婚姻扭曲，且两者仅依赖于相应的简化形式弹性。我们的计算表明，总福利损失约为家庭年收入的4.9%，其中婚姻扭曲贡献了17%的福利损失。这些发现强调了考虑对公共政策的意外行为反应和相应的社会后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