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受过教育阶层的崛起为基础，为保护主义的复苏提供了一个理由。在具有异质工人和企业家的贸易模式中，全球化产生了总体收益，但具有分配效应，这种效应可以通过税收来减弱。通过两阶段的政治博弈，公民决定贸易开放程度和再分配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贸易的输家通过再分配机制得到补偿，贸易自由化在政治上是可行的。然而，当技术工人占人口的很大一部分时，对再分配的政治支持可能有限，而那些被全球化抛在后面的人——即非技术工人和进口部门的企业家——可以组成一个联盟来实施保护主义措施。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动态版本的模型，其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由公共教育驱动的。我们的分析表明，全球化——通过有利于受教育阶层的上升，从而侵蚀了对再分配的政治支持——最终可能会滋生自身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