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实验性地研究了奥地利、墨西哥、蒙古、韩国和美国这五个迥然不同的国家对财产的保护。我们的主要结果是，财产安全随着实验机构的不同而不同，我们的研究对象池表现出与国家级别的财产安全、信任和政府质量相关的显著不同的行为。来自信任度高或安全感强的国家的被试更倾向于一开始放弃盗窃，并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产中，而来自政治体制质量高的国家的被试更支持通过强制税收保护财产。这突出表明，社会政治因素在决定国家能否成功解决包括保护财产权在内的集体行动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